近日，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在接受中国日报网专访时表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中国经济面临着发展阶段跨越期、大国竞争加剧期、经贸摩擦高发期和疫情冲击恢复期的多重挑战，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关键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势，对内提高灵活性，对外增强兼容性。此外，针对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前景、经济转型增长、货币政策的作用等问题，他也给出了深入分析和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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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期IMF上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经济增长数据也超外界预期，作为出身中国的世界机构的经济观察研究者，您怎么看今明两年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情况？
全球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超预期
梁国勇: 我们先看一下全球经济的情况。根据IMF的统计，去年全球经济增长了3.2%。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全球增长将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起色，明年的情况也类似。可以说，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低速增长的时期。从今明两年的演变过程中看，存在发达国家趋强、新兴市场趋弱的分化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在去年缓解的基础，今明两年还会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打开了空间。
再看中国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5.3%，这是超出预期的。虽然去年中国GDP增速也达到了5.2%。但这离不开前一年的低基数效应。从这个层面看，在去年较高基数基础上实现5.3%的增速，其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从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情况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情况。从全年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全年有望保持5%以上的增长。明年的情况类似，具体来看，消费和投资增长，特别是消费将发挥关键作用，而房地产和外贸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具体产业看，高科技行业包括高端制造和高科技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增强。今年一季度，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高于GDP增长，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此外，外贸表现抢眼，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的增速都在6%以上。这些都传递出积极的信号。
虽然中国的利率水平有所下调，但考虑到物价水平的大幅下降，实际利率水平反而不降反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早期所采取的激进货币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相对审慎，所以现阶段货币政策就有了进一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
此外，从去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及出现的一系列挑战看，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并不是短暂的，而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客观地分析和应对疫情的长期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问：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国内外各方普遍关注其对改革、开放与发展上的重大决策。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与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过程，是发展的基本动力
梁国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姓资与姓社等方面问题带来了认知和实践上的突破。除此之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另外两个中国改革时代的标志性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的。
从经济角度看，改革就是市场化，开放就是国际化，两者是塑造中国发展奇迹的基本动力。今天这个时代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而今天谈开放强调的是制度型开放。回顾历史，入世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分水岭。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入世在多边层面、贸易领域使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制度化了，为了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在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推动本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入世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开放倒逼改革。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调整了1000多项国内法律法规，使得中国更好地与国际经贸体系接轨。今天我们强调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其目的除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还在于要更好地与国际规则兼容、协调，以推动互惠共赢和长期发展。
问：2016年您的专著《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出版。书中您基于过往20多年的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中长期未来做了分析和预判。那么，您觉得当前的形势有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梁国勇：2016出版的《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对我们认识全球化、分析今天的世界经济，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也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第一点，逆全球化的深度演进。2016年以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而中国在逆全球化冲击中首当其冲，这是对中国当下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在《中国经济2040》一书中，我对全球变局的探索更多的是着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内因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既包括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方面的良好环境，也包括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冲击，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的下一本书，初定名为《全球化、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从经济、科技、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维度来关注和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并行的过程。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业而言，全球化的弱化亦或增强存在差异。
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增大，避免危机十分关键
第二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不变，但保持增速难度加大。
根据《中国经济2040》书中的观点，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维持在6%到8%的中高速增长。2020年到2030年经济处在4%-6%的中速增长期。从2030年到2040年则进入2%-4%的中低速增长阶段。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运行基本验证了上述预判。这一增长模型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有效。中国经济到2030年前仍处在4%-6%的中速增长区间。
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危机爆发和经济硬着陆则并非易事。回顾战后各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会在短时间内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而且重大危机则可能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因此，如何避免危机非常重要。
问：随着一系列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有哪些变化？又该如何应对？
发挥中国发展模式灵活性 应对四重挑战
梁国勇: 挑战加大，难度加大。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发展阶段跨越期、经贸摩擦高发期、大国竞争加剧期和疫情冲击恢复期的四重挑战。其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上述挑战的叠加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1到1.5个百分点的拖累效应。
改革开放是应对目前挑战的重要手段。特别重要的是要优化中国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改革与开放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中国经济此前实现中高速增长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内部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市场化和发展模式的优化。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归因于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智化转型以及绿色转型将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应对挑战的主要手段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调整也至关重要。而模式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对内提高灵活性，对外提高兼容性。
回顾历史，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体现中国灵活性发展模式的经典的例子。当年，面对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现实，国家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最终，西部大开发成功地促进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优化了中国的地理经济格局。
现在再看中国经济，我们发现东西差距缩小了，但南北差距却加大了。面对这种差距，我们应适时推出一个类似当年西部大开发的“北方振兴计划”，推动东北、西北和华北相关省份的经济发展，缩小这些省份与南方在市场化程度、民营企业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从而成为另外一个通过重大政策解决重大问题的灵活发展模式体现。
问: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
梁国勇: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所提供的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也离不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大环境。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为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第二大进口国。显然，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未来中国的进口规模将持续增长，结构更加多元，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
今天，“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南南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的近四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推进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