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如何在历代中央政权的治理下，成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楠3月5日在《中国日报》撰文指出，新疆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部分，先秦时期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历代中央政权通过不断完善的行政制度，强化了对新疆的治理，使新疆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

文章指出，新疆古称西域，清代乾隆年间统一西域之后，又将这一地区称为“新疆”，意为“新安定的地区”“新安定的疆域”“新统一的疆域”。光绪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立行省，取“故土新归”之意而命名为“新疆省”。

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后，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的发展轨迹，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鲜活写照，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生动映照。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汉朝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地区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地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明的印迹。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发现的通天洞遗址，是史前新疆北部地区与中原先民进行远古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佐证。通天洞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炭化大麦颗粒遗存，年代在距今5200年左右；此后又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新疆地区最早的炭化黍颗粒遗存。小麦与黍分别起源于西亚地区与中国中原地区。距今4500年左右的来自于中原地区的黍出现在今新疆地区，充分反映了中华农业文明对新疆地区的影响。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中发现的商代后期妇好的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经鉴定，多属于今新疆和田地区的和田玉。这证明先秦时期在西域与中原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古老的“玉石之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彩陶，广泛传播到今新疆地区。约在公元前四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彩陶文化就从今陕西地区，经河西走廊传播至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彩陶之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人工养蚕缫丝技术的国家。新疆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风鸟纹刺绣等，证明了先秦时期就有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丝绸制品传入了西域地区，形成了早期的“丝绸之路”。

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此后，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观开始深入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新疆成为多民族共同聚居开发、多种文化交流交融、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将新疆推向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这条古老的商路不仅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繁荣，还加速了文化、宗教、科技的传播与交流。

郡县制度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制度设计。郡县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郡县制推广于全国。西汉建立后，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制度。只是西汉根据当时的形势，在地方上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即在中原等地区一方面设立郡县，同时又分封诸侯国。几经曲折，汉代的诸侯国管理权限越来越与郡或县相当。西汉于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西域各城邦的地位仍予以保留，但各城邦首领及官员，均由中央政府颁发印绶，受西域都护节制，从而成为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如此一来，西域各城邦被纳入西汉行政制度之内，其地位类似于中原等地区的诸侯国。魏晋南北朝的前凉时期，于327年正式设立高昌郡，郡县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以后郡县制度在西域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全国后，又在西域地区扩大了郡县制度实施的范围。至唐代，西域的郡县制度已经较为普遍了。元朝时期，元宪宗蒙哥汗在西域设立了别失巴里等处行尚书省，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也是中央管理西域制度的重大变革。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根据实际情况，在新疆地区实行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随着历史的发展，普遍实施郡县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最终清朝于1884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行政管理体制完全与内地保持了一致。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表现出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真诚的认同。西汉时期的莎车王延，由于长期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他在莎车境内也参照汉朝的典章制度与法规治理本国。并且常常告诫自己的儿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这种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诚，表明了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央政权的情感和朴素的认同，这种朴素的认同，也为后来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汉时期的班超在西域活动30年，他团结西域各族民众，保持西域社会的稳定，西域各族民众发出了“依汉使如父母”的感叹。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派大将吕光率兵统一西域，西域诸地首领不远万里前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即都拿着汉朝颁发的印绶与使节来证明自己对中原王朝的忠诚。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爆发，于阗王尉迟胜将国事托付己弟，“自率兵五千赴难”，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同样，今维吾尔族的先民回纥人，也为平定安史之乱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回纥南下平叛时，其首领叶护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也感慨地说道：“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宋代喀喇汗王朝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辞典》中，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上秦为北宋，中秦是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又称宋朝为“桃花石”。“桃花石”与“秦”都是指中国，说明作者特别强调喀喇汗王朝与中原自古都是秦——中国这一大家庭的共同成员。《突厥语大词典》中“三秦一体”的表达，正是新疆地区各民族认同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生动写照。乾隆三十六年（1771），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经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到达伊犁。渥巴锡“并献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汉篆勅封玉印一颗。”土尔扈特部将明朝永乐皇帝所赐的玉印一直珍藏，在经过了361年之后，直到横跨亚欧大陆上万里回归祖国时，渥巴锡又把这颗玉印献给清朝，充分显示了土尔扈特部众对中央政权的忠诚！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清朝政府不仅对土尔扈特部领袖进行册封表彰，并且给土尔扈特部众募集生存生活必需物资。同时，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马、牛、羊、米、麦、茶、毡庐、棉布等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充分彰显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互助精神。

文章强调，新疆区域历史的发展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新疆区域历史的发展也展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新疆各民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书写了我们多民族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