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抗战之路
——南开抗战教材《东北地理教本》重现始末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1927年，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带领师生在中国东北考察，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呐喊。
4年之后，这句话被写进南开学校的教材——《东北地理教本》中，警示国人日本觊觎东北的野心。
在“九·一八”的炮火声中，这部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东北地理教本》来到了课堂，开始它教育救国的使命。它激发着学界的抗日热情，为南开师生乃至天津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吹响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二十多天，日本军队轰炸了南开学校。
被炸当日，张伯苓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校长的激励一直指引着南开师生抗战救国，但这一教本却在硝烟中颠沛流离，鲜有人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31日，光明日报与南开大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召开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惊讶于南开《东北地理教本》蒙尘87年后被重新发现，并对这一教本的历史和当代的价值给予了极高评价，一致认为是反映当时教育工作者救国行为的一本难得的好教材。
战火中“失传”的教科书
2015年9月9日下午3时，天津南开区鞍山西道，93岁的傅佑同坐在家中端详着崭新的《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
他是原版教本主编傅恩龄先生的儿子。
1937年，傅佑同从南开小学毕业，报考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在7月初就揭新生榜了，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老人泛起微笑。
然而，那个漫长假期里发生的桑田变换，让他的求学生涯从此与此书无缘。
①被炸后的木斋图书馆废墟。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天津沦陷。7月28日深夜至29日，日军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轰炸；30日下午，日军闯入校园纵火。南开学校化为焦土，一时间，“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
本应在初中时学习《东北地理教本》的傅佑同，从此与这部教材擦肩而过。这一错过，几乎就是一辈子。
如今，老人对当年的地理教本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1937年这个教本“失传”的年份，只有不停地奔波、转移、逃难。
“我们从天津家里转移到法租界，经过香港到达越南，从越南进入昆明，父亲留在这里参加西南联大的教学，而我在1938年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学校读中学。”
这条路线，也正是教本“逃难转移”的路线。
②被炸后的南开大学秀山堂残迹。照片均由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提供
南开人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将珍贵的文献资料转移到大后方。虽然有部分书籍在路途中遗失，但这部让日本人憎恨的《东北地理教本》却和多数书籍一起幸运地到达了重庆，并在1946年回到天津。
放下书本，傅佑同拿起女儿的手机，翻看着父亲生前的照片。
“这是他留日回来时照的，新西装也是那时在日本定做的。”
手机屏幕里，翻拍的照片已经泛黄，但当年的傅恩龄先生神采奕奕。傅恩龄曾留学于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地理专业，回国后在南开中学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