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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抗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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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抗战之路

——南开抗战教材《东北地理教本》重现始末

“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1927年,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带领师生在中国东北考察,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呐喊。

4年之后,这句话被写进南开学校的教材——《东北地理教本》中,警示国人日本觊觎东北的野心。

在“九·一八”的炮火声中,这部饱含爱国主义思想的《东北地理教本》来到了课堂,开始它教育救国的使命。它激发着学界的抗日热情,为南开师生乃至天津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吹响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二十多天,日本军队轰炸了南开学校。

被炸当日,张伯苓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校长的激励一直指引着南开师生抗战救国,但这一教本却在硝烟中颠沛流离,鲜有人知。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31日,光明日报与南开大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召开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惊讶于南开《东北地理教本》蒙尘87年后被重新发现,并对这一教本的历史和当代的价值给予了极高评价,一致认为是反映当时教育工作者救国行为的一本难得的好教材。

战火中“失传”的教科书

2015年9月9日下午3时,天津南开区鞍山西道,93岁的傅佑同坐在家中端详着崭新的《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

他是原版教本主编傅恩龄先生的儿子。

1937年,傅佑同从南开小学毕业,报考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在7月初就揭新生榜了,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老人泛起微笑。

然而,那个漫长假期里发生的桑田变换,让他的求学生涯从此与此书无缘。

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抗战之路

①被炸后的木斋图书馆废墟。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天津沦陷。7月28日深夜至29日,日军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轰炸;30日下午,日军闯入校园纵火。南开学校化为焦土,一时间,“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

本应在初中时学习《东北地理教本》的傅佑同,从此与这部教材擦肩而过。这一错过,几乎就是一辈子。

如今,老人对当年的地理教本已经没有太深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1937年这个教本“失传”的年份,只有不停地奔波、转移、逃难。

“我们从天津家里转移到法租界,经过香港到达越南,从越南进入昆明,父亲留在这里参加西南联大的教学,而我在1938年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学校读中学。”

这条路线,也正是教本“逃难转移”的路线。

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抗战之路

②被炸后的南开大学秀山堂残迹。照片均由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提供

南开人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将珍贵的文献资料转移到大后方。虽然有部分书籍在路途中遗失,但这部让日本人憎恨的《东北地理教本》却和多数书籍一起幸运地到达了重庆,并在1946年回到天津。

放下书本,傅佑同拿起女儿的手机,翻看着父亲生前的照片。

“这是他留日回来时照的,新西装也是那时在日本定做的。”

手机屏幕里,翻拍的照片已经泛黄,但当年的傅恩龄先生神采奕奕。傅恩龄曾留学于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地理专业,回国后在南开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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