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放层次更高
新站位，新布局。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开放布局。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面对当今世界，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的情况，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全面提升开放层次和水平。
一是双向开放层次更高，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市场和资源双向开放。一方面，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通过自贸区建设，先行先试，打破原有壁垒，让外国企业更便捷地与中国市场对接，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要素更高效地交换和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高铁、核能等优势产业为名片，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与世界市场更深层次地融合互动，形成全民深度拓展海外业务的局面。其次要打开中西部的封闭大门。
二是开放的领域更宽。自2015年4月10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限制类条目从79条减少到38条，通过节能、环保、技术、安全等措施能够实现内外资一致监管的条目不列入限制类。放宽外资准入，有序推进服务业开放。在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交通运输、社会服务、金融、文化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措施。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外商投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外商投资研发环节。修订后，外资在中国可以涉及的行业将更多，限制更少，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更加宽广。
三是开放的水平更高。不但要“引进来”，更要大胆“走出去”。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但积极利用外资，也积极在世界各国投资。“十三五”期间，各级政府要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为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四是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国坚决反对歧视性政策。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强调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愿意为各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于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说过：“所有在中国内地注册企业，都是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更高层次开放提供法治保障。习近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中提到：“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同时也要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法治经济，只有法治健全，法治运行公开透明，才能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有序、公正、公平，法治健全的社会必然要求政府是服务、高效、廉洁的政府，只有如此才能为企业运行提供优良的服务。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投资便利化，大幅度取消限制类项目，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以期在市场规则上与世界接轨，为各企业主体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六是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既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提高话语权不是抢班夺权、不是将世界秩序推倒重来，而是为了让规则制度更加公平、与时俱进，为了更好地开放发展，为了更公平地开放发展，为了世界各国更平等地发展。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中，将更加注重做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引领者，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