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残暴的“三光”政策与野蛮的无差别轰炸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主要力量巩固占领区，加强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曾经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则把它推向了极端。1940年10月，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时，明确提出：“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仅据晋察冀、山东、冀热辽、晋绥、晋冀鲁豫、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不完全的初步统计，全国抗战期间，共被杀害及虐待致死者318万人，被抓走276万人，被烧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亿件。
侵华日军还无视国际法，把空中轰炸作为大规模屠杀中国无辜民众的重要手段，在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全国抗战初期，日军轰炸的重点是战区的军事目标及附近城乡的非军事目标。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至1938年1月3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军飞机就轰炸了中国城乡共2204次，投弹近2.7万次，炸死1万余人，炸伤1.3万余人，炸毁房屋4.2万余间。
广州、武汉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决定改变重点，对中国的大后方城市实施战略轰炸。日军随即开始对大后方城市连续进行狂轰滥炸。按当时的行政区划，遭受空袭的23个省份分别是：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
重庆是日军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1939年5月3日，26架日机空袭重庆，炸死炸伤居民近千人。5月4日，27架日机再度空袭重庆，市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由空袭引发的大火至5月7日才熄灭，使全市约1／3的建筑化为灰烬。居民死亡2000人左右，伤3300余人。连驻重庆的英、法、德使馆也未能幸免，各有人员伤亡。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夜袭重庆。由于大量民众被迫长时间拥挤在通风不畅的隧道内，1000余名避难民众窒息而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惨案。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的日机共达9000多架次，投弹2万余枚，其中多为燃烧弹，轰炸目标都是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目标。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山城重庆成为大后方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城市。
此外，云南、贵州及西北诸省也频繁遭到日军空袭，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起至1943年7月，中国因日军空袭而死亡的人数为335934人，受伤者为426249人，合计伤亡总数为762183人。
日军对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发表谈话，强烈抗议日军对重庆、广州等城市的轰炸。他说：“交战一方用飞机轰炸对方不设防城市，以致无辜平民尤其是妇孺惨遭杀害，这完全是一种野蛮举动。”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这种野蛮的屠杀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