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违背国际公约，实施生化武器战
国际联盟于1925年6月17日，即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亦称《日内瓦议定书》）。但是，作为37个签署国之一的日本，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作战，大量残杀中国军民。据统计，战后已发现的丢弃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毒剂弹有200余万发，约1.3万吨，已造成2000余名中国民众的意外死亡或伤害，至今仍严重威胁着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
1.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与细菌战
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开始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1932年4月，日军在东京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1932年8月，石井四郎将活人实验等细菌战研究转移到中国黑龙江省，在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第一个细菌实验所。1936年春，转移到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四郎亲任部队长。1941年，为了强化保密措施，该部队对外称“满洲第731部队”（简称“731部队”）。
由于石井四郎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并能从裕仁天皇掌握的秘密账户里得到每年2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经费，且逐年递增，731部队日益发展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先后建立了6支较大规模的生化部队，即哈尔滨的第731部队、长春的第100部队、敦化的第516部队（以研究毒气弹为主）、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北平的“北支甲”第1855部队、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总计有2万余人。另外，日军还在新加坡建立了“冈”字第9420部队。
731部队设有4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的机构、4个支队，主要研究传染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赤痢、霍乱等疫病的细菌，并承担着细菌作战任务。从1932年起，直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石井四郎一直领导侵华日军属下的生化部队，其中10年时间担任731部队部队长（后改由北野政次少将担任），1941年8月被调到南京担任第1军军医部部长。所有在华细菌战部队与石井四郎直接指挥的731部队等专业的细菌战部队，共同构成了日军细菌战的庞大体系。石井四郎由于从事生化武器战研究，被日本军部晋升中将军衔，并得到裕仁天皇颁发的高级勋章和通令嘉奖。
石井四郎建立的细菌、毒气实验基地，均融研究实验、制造生化武器和进行细菌战为一体。那些拥有医学博士、硕士学位和技士头衔的日本军官们，实际上是一伙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由于细菌作战技术尚不成熟，731部队需要进行大量实验，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使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这些被用于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鲁大”（日语意即“剥了皮的圆木”）。
日军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最初主要是为了检验和改进细菌武器的效能，后来扩大到进行各种杀人方法的实验研究，其种类繁多，手段残忍至极，包括活人解剖、病菌疫苗注射、毒气和毒剂实验、电气实验、染病疫饮食实验等等。据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发现的《731部队的实验报告》记载，为了观察测定细菌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的杀伤效能，731部队常常把“马鲁大”绑缚在野外的靶场上，让他们承受飞机、大炮投下或发射的细菌弹、化学弹的攻击，甚至向其直接释放携有病菌的跳蚤或毒气等。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731部队及其各分支部队通过“活体实验”残害的抗日志士与无辜居民的数目，至今也难以确定。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每年都有不下600名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1940到1945年间，在这个杀人工厂中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