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1935年，在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又积极支持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五项国策，并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迅速发表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在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发表这一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曾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整个抗战中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中共中央面对这一严峻的事态，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与国民党决裂。皖南事变的发生及中共的应对，使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内正义人士的普遍同情。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面对如此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经过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运用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消灭伪军118.6万人。解放区军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敌后战场的英勇作战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对敌后战场的作用，当时的一些外国观察家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美军观察组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向国内报告：“七年来，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中外记者团也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归来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写道：“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日军对中共的积极抗战也有详细记载。早在1938年，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1940年，华北日军又一再惊呼：“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到了1944年初，他们更是宣称：“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毫无疑问，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军队视为主要对手的判断，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得出共识：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