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中国化必须打通历史与当下
传媒研究的确要关注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但是中国的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和西方国家有哪些不同，中国的传媒经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其背后的语境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考虑，我们就始终只能在传媒经济学的领域打转，而无法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境界。传播政治经济学要求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社会主义旗帜如何传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随着底层大众希望通过抗争重新找回他们阶级权利的独特形式，领导层也试图重构文化领导权，从而赢回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批判传播学”丛书的总序言指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今天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着力推进的工作，是对今天的传媒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20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轻率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避免割裂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
社会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一块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观念。吕新雨认为，“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是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例如，当前媒体从业人员一直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有必要，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一味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说服媒体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