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传播提供中国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思迈斯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站在今天回望，“自行车之后”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思迈斯，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
今天的中国传媒研究存在两套平行的话语体系：谈到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援引出很多经典作家的话语；但是谈到创收和盈利，我们又特别倚重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两套话语其实应该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传媒在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顺利执行，是其能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而其获得经济收益，又是其能进一步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保证。目前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习惯于“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叙述，将传媒产业化直接与“资本运作”挂钩，而一旦进入这个链条，必然是将原来的读者、观众转化为“用户”。从早先的“工农兵”，到后来的“读者”再到“受众”和“用户”，传媒的公共服务属性被淡化了，因为“用户”必须是能带来经济价值的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公众。
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市场，但是当市场本身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正如在美国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洪宇所言，“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今天的中国如何实现传媒领域的“市场化”与“公共性”的平衡，都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可以找到的，这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另一条路径”（Alternative path），因为它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是苏联等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否实现这条路径，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层面和普通民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之初，一度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传媒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用中国的研究成果去对话全球左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些工作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