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票证——摘自《上海计划供应票证鉴赏》（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80年，齐晓斋进入上海商业一局工作，1981年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告诉记者，“分户”后，意味着小家庭得自己领取和保管烟票、布票、棉花票、纺织品专用券、购粮证、粮票、副食品购买券、豆制品票、油票……等各种票证了。“那时候，票证有大户、小户的区别，4口人以下算小户，5口人以上是大户，定量大约要差30%；我还记得那时外地同志来上海，若要呆上一段时间，得办理临时户口，随身带的全国粮票可到粮管所调换等量的上海粮票，再加半斤油票；购粮证和粮票是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买一份豆浆除4分钱，还得给半两粮票。”
有票证，只是说明你有“粮油关系”，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要把票证上的“鸡鸭鱼肉蛋”变为实实在在的“腹中物”，排队是最关键的一环。“与平时排队也买不到啥好东西的情况相比，春节市场供应较平时丰富，上海又会根据不同的采购情况，增加供应绿豆、赤豆、糯米、年糕、金针菜、黑木耳等平日少见的东西。但要买得到，必须得起早，甚至半夜二三点钟就呆在那儿。花鲢、青鱼这种‘花色鱼’，去晚了就只有细细的带鱼，说不定还是咸的。”
排队辛苦，对于如今已经“奔五十”的市商务委商贸处胡清颀来说，仍记忆犹新，“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春节前天蒙蒙亮在菜市场排队，差不多轮到时，爸爸或妈妈却迟迟不来，我一边央求叔叔阿姨让我后退几名（保留名额），一边急得大哭。”胡清颀其实不知道，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那时候要忍受的焦虑要远远超过他：在没有手机、微信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一起上阵，父母必须得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排队动向。更令父母担忧的是，眼巴巴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差不多轮到时，不料营业员解下围裙大声说：“后面不要排了，么事（商品）卖光了！”
用上海的“三大件”去兄弟省市“交换”主副食品
齐晓斋那时候还是“小字辈”，但在“商业一局”工作的他，知道相关同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上海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与兄弟省市交换“鸡鸭鱼肉蛋”。可以想见,保障春节供给该是一件“难度系数”多高的事情啊。
记者检索本报的资料系统，查阅1982年的《解放日报》，在输入“春节供应”词条后“跳”出来的几篇报道，也真实地记录下了当年有关部门是如何“保障春节供应”的。1982年1月3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经济形势一年胜似一年上海春节供应丰盛群众满意》写道：“今年，有关部门对春节供应的安排，不仅在数量上有增加，在品种质量上也力求适应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去年春节市区供应家禽二百三十多万只，而今年春节仅计划安排的就有二百六十多万只，加上各区菜场自行组织的在内，供应数量比较充沛。往年鸭和鹅供不应求，今年鸭、鹅的比重有较大的增加，可让群众任意挑选。以往春节比较稀缺的花色菜如荠菜、塔菜、菠菜等，今年也普遍可以买到。一些活水鱼敞开供应，直到除夕晚上，货源仍很充足……供销社对平时紧缺的茴香投放了一百五十担，高脚酱油碟投放了二十一万只，消费者购买踊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