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坐商与行商
韩愈等人在中国历史上为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以及世俗文化的制高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韩愈在潮州落脚，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出现在潮州，又显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在今天，在提倡和推动“一带一路”的大前提下，这一巧合的意义往往不易被察觉。
当韩愈等人以“古文运动”的名义重新构建中华文化自信，摆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形成中国本土世俗文化的制高点，它便给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文化、经贸交往带来了一个长久的现象。商业上有“坐商”和“行商”的概念。所谓“坐商”就是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的；所谓“行商”就是主动跑到别人那里去做生意的。由于中国的文化自信牢不可破，其他文化对此也接受认可，再加上政教分离导致中国世俗文化的高峰，自唐宋以来，中国在对外文化、经贸交往上，形象一点说，长期都是“坐商”，也就是说，中国吸引了各国人士来到中国，中国主动走向外面的不是没有，但相对较少。从商业上说，中国的这一“坐商”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广东十三行。
潮汕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很少发生或经历战火，长期成为躲避北方战乱的避风港。北方战乱频仍之时，很多北方世家大族迁入潮汕地区，一方面保持了汉族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局面。因此。当天朝上国以全球最大“坐商”身份笑迎万国来朝时，潮汕地区的人们很早就因为没有当“坐商”的条件，成为中国最早的“行商”，背井离乡闯荡海外。千年时光变迁，这一“坐商”和“行商”身份的不同，对于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简单区分一下，中国古代的“坐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行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民间个人行为。与之相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行商”大都是政府行为，例如朝贡贸易。甚至明清时期葡萄牙、荷兰、英国的经贸行为都是政府主导的“行商”，包括地位显赫、名声不佳的东印度公司。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由于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高度，中国古代政府一般都采取“坐商”的态度面对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像潮汕这类特殊地区产生的中国“行商”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政府重视。实在是由于别的国家纷纷以政府做“行商”，中国政府以“坐商”姿态就能坐拥天下，潮汕等地的“行商”对于政府的贸易需求裨益不大，因而处于可有可无、自由发展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时候被政府压制。
今天，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文化自信已大不如前，虽然当今中国政府正大力重建这一文化自信，但真正要建立起来还需要时日。当今世界的文化制高点，至少在今天看来，也不在中国。因此，今天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基础上重新提倡和建立“一带一路”时，我们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当今中国不能像古代中国那样舒舒服服地当“坐商”，等着别人上门来做生意；当今中国不得不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走出去”。换句话说，古代中国政府忽视和不屑的“行商”，正成为当今中国政府不得不扮演的角色。与古代相比，中国政府的角色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角色正好颠倒了。虽然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被颠倒的角色正显示出再次被颠倒的迹象，然而，它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无论如何，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到五四运动、改革开放，中国官方的现代“行商”姿态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们发现，潮汕地区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行商”模式，虽然在古代不被中国官方鼓励或被忽视，但在21世纪，以潮汕为代表的“行商”传统几乎与当今中国政府的主导模式完全吻合。由此，也使我们对于潮汕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计划所能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