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互不否定”，已经说明我们要以科学思维和政治观指引改革探索，否则不仅无法找到新路，还会摧毁现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导致紊乱。实际上，邓小平与毛泽东选择了不同的前进路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时，革命阶段的探索极其成功，但执政阶段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找路，这便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毛泽东失败了，但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没有毛泽东的失败，就没有邓小平的成功，也就不会有跳出“两个凡是”，原本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使然。习近平主导中央政治局学习辩证法，坚持“两个互不否定”，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的出发点，而阐明的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政治关系，又表明了新的看法，也就是参与世界文明创造的新的政治观念。
“全面依法治国”背后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革命党与执政党、法治与人论，类似的问题都属于绕不过、躲不开的难题，必须直面且需要作出理论解答。党的理念处于革命阶段，包括以革命理论支持执政阶段，法只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为调节社会和激发力量都来自于阶级和革命，也就是说阶级对立可以完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处理。进入执政阶段，尤其阶级关系消失以后，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为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关系，党不可能再以区分阶级关系来完成社会调节，必须形成新的逻辑，即必须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和价值系统，这就必然选择人类文化史上最具特色、最有成效的两个规范方式，一个是契约亦即法治，另一个是道德规范亦或德治。从人类的更高级阶段看，德治更可靠，但在人类尚未进入更高级阶段时，只能强调法治，辅之以德治。
走法治道路，必然涉及到政治观，换言之，没有政治观的突破，也便没有法治的真正实施，这一点我们与西方是存在差异的。西方法治观念深厚，早在公元前450年，罗马广场上就树立了12铜表法，并由此奠定西方的法治基础，同时这个基础还得到了宗教的支撑，因为前有犹太教的摩西与上帝的约定，后有基督教的耶稣与上帝的约定，这些契约都支持法治，强化法治。
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最大的差异在于，后者是治国的手段之一，而前者则是治国的根本乃至全部。这就意味着若干政治观念必须确立起来。一个是“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即实现观念上的突破，把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注入法的范畴；另一个是党的主导作用要在法的规范下活动，也就是党带领人民制订的法应当带头执行，即强调自我约束，尤其要形成内生的逻辑和一致性，而不是“两张皮”，否则难以跳出“党大还是法大”的泥潭；再一个是努力把理论化作实践，或者说将理论化作制度设计。
依法治国不是新思想，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大力倡导的，所以我们高度关注全面依法治国，在于其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设计中，最为核心的是依宪治国，这实际上是习近平在纪念宪法颁布35周年大会讲话中所突出强调的。依宪治国原本是现代国家的最显著标志，之所以在当下中国成为热点，主要是涉及“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涉及“宣誓效忠宪法与向党旗帜宣誓”的问题，涉及现有宪法规定的一些公民权力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