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跳
那一天真的来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自14时28分起，震中汶川、茂县等地就没有了消息，几十万群众生死未卜，与世隔绝。空降兵奉命参加救援。
“把李振波叫来！”5月13日凌晨，空降兵部队领导直接点将。
李振波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研究所不在战斗序列。得知灾区地理环境险恶，组织空降面临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三无”不利条件，48岁的李振波主动请缨：“我是党员，我带着引导分队先跳下去，给后面的同志做好示范，把‘三无’变成‘三有’。”
领导没有同意。李振波最初受领的任务是技术保障，与航空兵协调，选准跳伞时机，尽快把部队投下去。
13日清晨，运载伞降分队的伊尔-76运输机穿云破雾，一路向西，飞到了灾区上空。入伍以来无数次成功跳伞的李振波没想到，这次首战就当了“机降司令”。
乘飞机着陆叫机降。如果一个空降兵背着伞包上天，不敢跳伞又坐着飞机下来，就会被封为“机降司令”——在这群勇敢者中，那是最具讽刺的称谓。
那天，飞机距抵达目标空域还有十几分钟时，机舱开始减压，伞兵们开始了跳伞准备。舱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动，可是响了两声，舱门却没有打开——飞机结冰了，强行打开舱门可能机毁人亡，最终机组不得不选择返航。
第一次伞降取消了，但伞降震中的任务没变。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李振波就开始考虑应对恶劣天气的预案——圆伞换翼伞。
翼伞的伞衣是长方形的，与圆伞的垂直降落方式不同，它更像是飞机一样滑行降落。但这种伞具对操作者技术要求较高，适合小分队执行特殊任务。
100人的伞降队伍刚刚走进候机厅，就听到了李振波洪亮的提问：“谁跳过翼伞？”22名官兵举起了手。李振波心里有了底。
他当即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部队领导。正带领官兵向灾区挺进的领导同意了李振波的方案。李振波再次请缨第一个跳伞。电话那端沉默片刻，最终传来一声浑厚的声音：“好！”
几经周折，25具翼伞于当天夜里紧急空运到位。
14日下午3时，盛亚玲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丈夫李振波的声音简短而急促：“一切平安，我们15个人安全着陆。”
一刹那，盛亚玲眼圈红了，“我就知道，老李肯定会跳下去的！”
不过，她不知道那段惊心动魄的伞降过程——
14日上午，雨势逐渐转小。11时30分，飞机飞临茂县上空，开始盘旋。
忽然，飞机进入了云缝，震后的茂县第一次出现在外界人们的视野中。
情况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后舱门打开了，李振波回身对队员们大声喊道：“跟着我！”然后，半团着身体跃出了机舱。
紧接着，15个跳翼伞的小分队成员分成两批跳下，每组都有两个引导兵和两个通信兵。“如果第一组出现重大伤亡，第二组跟上，确保足够的人手去完成任务。”李振波说，那是一种“前仆后继”的安排。
事实证明，他对危险的估计是充分的。那天，当了30年伞兵的李振波头一次遇到主伞没有打开的特情。他冷静下来开始读秒，4秒钟之后，把右手中的伞环交到左手，右手随即拉开了胸前的飞伞手柄。
“嘭”的一声，主伞飞伞成功，亮蓝色的备份伞自动张开。稳住身形后，李振波努力转回头数了数身后的伞花，然后松了口气。
最终，15人成功伞降了。地震发生46小时后，他们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进了“孤岛”茂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