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岛礁地位及其海洋权利与海域划界密不可分，不仅在国际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而且也得到了国际公法学家的承认。
《公约》第298条所称“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中国立场文件》指出，“海域划界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第67段），其不仅指最终划定一条海洋界线，而且涵盖为划出该界线所不可或缺的过程和要素，包括岛礁地位、海洋权利的确定、划界原则和方法，以及为实现海域划界的公平解决所必须考虑的所有相关因素。正如葡萄牙国际法专家安通纳斯所指出的，海洋权利和海域划界相互关联，“（海域）划界源于海洋权利，并以之为基础”（鲁诺·马奎斯·安通纳斯：《对海域划界的概念化理解：政治进程中的法律和技术视角》，杜伦大学论文，2002年，第139页，见http://ethese.dur.ac.uk/4186，最后访问：2016年6月8日）。
《中国立场文件》也明确指出，“菲律宾提出的各项仲裁事项，包括海洋权利主张、岛礁性质和海洋权利范围，以及海上执法活动等等，均是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在以往海域划界案中所审理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间海域划界实践中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第66段）。
仲裁庭的解释不符合海域划界的国际实践。岛礁地位与海域划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中得到了确认。实践表明，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包括岛礁地位、海洋权利主张等方面。本案中，菲律宾对中国南海海洋权利及其范围提出的诉求，涵盖了中菲之间划定海洋界线所不可或缺的过程和要素，属于《公约》第298条规定的“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争端”。
此外，本案一些仲裁员在其以往著述中也表达了岛礁地位、海洋权利和海域划界不可分的观点。宋斯先生先后两次就岛礁地位、海洋权利和海域划界之间的关系公开发表见解。早在《公约》生效前的1990年，他就指出：“岩礁的定义及其海洋权利，通常与岛屿的定义及其海洋权利一样，构成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海域划界固有的一部分。国家实践明确无误地表明，这些问题不会引起争议，除非海域划界本身出现争端”（芭芭拉·克维亚特科夫斯卡、阿尔弗莱德·宋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的海洋权利》，载《荷兰国际法年刊》，1990年第21卷，第181页）。2011年，他再次明确指出：“事实上，实践中不可能（单独）出现《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适用问题，除非它存在于具体的海域划界状况中，而且该情形通常与主权争端相关，只有冲之鸟礁是唯一的例外”（芭芭拉·克维亚特科夫斯卡、阿尔弗莱德·宋斯，《关于〈公约〉第121条第3款令人费解的岩礁原则的一些思考》，载《国际社会：国际法律与实践年刊》，2011年，第114页）。宋斯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历经20年未曾改变，即关于岛礁地位、海洋权利的争端在实践中不可能单独出现，它们构成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科特先生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也认为，海洋权利的界定与（海域）划界是不同的，但具体操作是相互关联的（参见让-皮埃尔·科特，《基点的双重功能》，收录于霍尔格·希斯特梅耶等编：《共存、合作和团结：纪念吕迪格·沃尔夫鲁姆》，尼伊霍夫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至824页）。
但在本案中，这两位仲裁员都支持有关岛礁地位、海洋权利和海域划界可分的裁决，与其此前长期所持观点完全不同，而且没有说明作此重大改变的理由，这不得不让人对其裁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由上可见，相关岛礁地位及其海洋权利均属于“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事项，是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仲裁庭无视中菲两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的基本事实，割裂岛礁地位及其海洋权利与海域划界之间的客观联系，违反《公约》的规定和精神，在国际实践中没有先例。仲裁庭对有关中菲海域划界争端的诉求确立管辖权，完全是错误的。
